[39]关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亦可参考陈爱娥：《宪法作为政治之法与宪法解释—以德国宪法学方法论相关论述为检讨中心》，载《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
【作者简介】 王永春，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司法技术专家，四川彰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此，我们只可能从政府机关之外寻找一种外部促进其内部自身改革的力量才是正确的选择，司法监督是对政府权力规范和制约的有效克服，通过正常的诉讼维权机制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明智可行的抉择，而律师通过诉讼途径，实现与政府机关的理性对话，是政府机关组织的官僚性向协商性转变的强大引擎，目前，也只有这种引擎才能和平有序，在法治理性的框架内牵引行政机关职能以最快、最稳健的方式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拋弃中国传统的厌讼思维，大胆鼓励民告官， 畅通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途径，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拿出部分法律顾问经费，鼓励、资助那些通过行政诉讼维权的当事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通过行政诉讼机制推动行政机关职能的转变，这样，我们就能从政府机关之外，通过诉讼机制引入社会力量，以克服政府机关中的法律顾问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人情关系浓重，歪风邪气盛行，权钱交易频繁等系列丑恶腐败行为，这既可能为各级政府节省财政投入，减轻人民负担，又能保障法律服务市场有序公平竞争，使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成为一项神圣而实在的工作。
【摘要】由于我国政府官员信仰缺失严重，缺乏实际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法律公共服务领域不透明，潜规则大行其道，行政执法理念落后，行政机关组织的官僚性较强等原因，引进司法监督很有必要，政府应当从机关之外竞聘法律顾问。由此看来，欲使认赎这种全新的执法方式获得公信力，也必然借助代司法论证手段，社会交流功能，赋予行政裁量以正当性，必须从外部引入诉讼机制以克服其负性效应。换句话说，国家所设立的制度，必须不容例外或豁免的。随着人们对于行政官僚信心的逐步丧失，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己经无法满足对知识和科学的进一步需要，寻找体制外的既懂相关专业知识和科学，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担任法律顾问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此种情形，这些法律服务人员担任行政机关的法律顾问，不但不能申张正义，反而会滋生邪恶。
他们并不是经过公开的民主举荐或者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取得。可是，现行立法相当多的是浪漫立法，法律规范官员行为的功能甚微，即使本应当对官员行为发挥指导作用的法律原则亦象政治口号那样停留在官员的口头上，很难渗入其内心，政府官员很难树立严格执法的理念。它共有四部分十二条，内容指向了三个方面，分别是信息收集、使用与信息安全、信息发布与相关服务的管理和垃圾信息的处理，第四部分是侵权责任。
国家大规模介入政治社会，对其可能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违反民主和法治基本原则的情形要加以预防，关键在于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这是其政治过程属性的重要表现，凸显了其民主价值{12}。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软法已经设计了比较充分的民主规则，将成员自律标准提升到更高的地位，因而具有另一层正当性。我们要运用网络平台这一民意平台的优势，将现实政治中执法的依据、过程和结果进行广泛的公开和说明，尤其是针对个案的维权行动和国家回应。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针对网络的特点，面对自由化的现实和趋势，提出新的目标和思路。{2}治理将塑造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公共利益、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化考验着国家义务的履行方式和程度，要求限制言论自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切实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实现民主价值。网络公共空间主要涉及到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两种自由权利。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也是被广泛认可的文明和现代化表征。当然，双重治理的最终结果都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愿景和目标。
它首先表现为法治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对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角色和行为的法治化带来的影响。这种功效主要就是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中设定的法律责任的落实。这也体现了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刑法规定了诽谤罪，两高解释细化了其中的概念，能够针对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表达起到预测、威慑等多重作用，对于公民的网络言论及其表达的入罪有直接意义。
在现实中的操作性如何实现，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思维和行动，而不受外来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7}135。
事实上，法律实施或者取得法律实效，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法治的必经之路。《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监督权的规定和第2条有关民主的规定都能够作为公民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依据，也说明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
司法解释对利用信息网络悱镑他人构成诽谤罪的两个要件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分别予以明确。因此，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但须保持在尊敬与热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这一限度之内。作为政治社会的网络公共空间，走向法治化才能保证其有序和有益。本文并无意于描绘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全部内容，而是意在提出了一个大致框架，阐释部分核心问题，包括治理的对象、目标、工具、模式和国家行为边界。这是治理过程中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理据。另一方面，执法必然要影响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过程意义。
这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过程。该标准的建立与完善有待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界定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国家法中的软法规范、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创制的自治规范{21}366。那么，软法会不会违反法律的规定呢？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理解。
两高解释具有机会管理意义，并且是运用刑法这一严厉的武器来实现的。它与政治联系紧密，因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
网络公共空间因而迅速成为了汇集、传递甚至组织民意的场所{11}。作为公民言论及其表达的衡量标准，软法、道德、硬法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也代表着社会不同的容忍底线。网络提供了一个空间供大家参与和讨论。第三，不同于传统媒体，由于自媒体/新媒体的网络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没有传统模式下的把关人{15}。
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治理要纳入服务商，它就是治理的对象，也是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信息自由包含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博客、论坛（天涯）这些传统自媒体平台从未失去过用户关注群体，甚至成为专业、狂热参与者的主要舞台，也因为新媒体和移动技术的发展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既要保护公民的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应约束公民的自由权。早期的法律规制集中在网络技术安全，例如1994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旨在维护国家事务、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4} 从价值上看，网络公共空间表征民主，也体现了秩序的需求。严格来说，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过程中，软法扮演着最高标准。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进行讨论。事实上，国家应当设计出真正的有效的听取网络民意的机制，并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这才是治本之策这种治理行为不完全的封闭性也会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治理的效果。
软法之治的视域或会有助于缓解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同时，在我国，言论自由的界限显然不同于美国标准。
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理性的平台，是实现公众参与基本路径。网络软法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它的认受性强化模式极大发展了软法理论。
第五部分论述以公民自由权控制国家权力的模式，即以厘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为核心来划定权力边界，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国家行为的合宪性。网络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人虚化为账号，行为表现为言论，影响力来自于信息交换，这些特点决定它可以更依赖软法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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